文：汪星驰 | FLIA实习研究助理；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硕士
近些年来，人们对社会信用的日益不满和法律体系的尚未完善，导致民众对一个统一的信用体系的渴望愈加强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监督、测评和驱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建立个人和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发展，新信用体系的改革已悄然进行。2014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要求要在2020年之前建立并完善一个统一的信用体系。届时，每个公民和企业都会得到一个独立的信用评估得分。根据纲要内容，这个全新的社会信用体系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大众评价监督体系，加强失信者行为和现象的公开揭发力度，给大众更多讨论、批评和举报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仅关乎每个中国公民的衣食住行，也引发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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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广度和治理力度值得期待
根据《美国外交官亚太时事杂志》的报道，很多中国民众相信，一套完善的信用体系，或可避免之前发生的各种食品药品毒害消费者恶性事件。根据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报告，这个即将建立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400个数据库组成，数据则由省、市各级政府及30多个政府组织进行收集提供，平台之宽度广度可谓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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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整体上看，海外媒体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继续飞跃、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和带动科技产业发展持积极态度。
（1）中国大数据经济模式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率先在世界范围，为经由大数据建立的信用体系提供了巨大可能性。中国长久以来实施档案和户口体制，可以想见类似监管对中国民众来说并不难理解和接受。此外，根据《日本时报》的分析，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研究借鉴苏联解体教训，有专家学者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接受了大量不完全不准确的地方数据。因此，为避免发生同样的错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建立一套准确完善的中央数据平台投入相当可观。同时，就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Jennifer Hsu教授所分析的，民众支持率，来自于现行体系下社会信任度的缺失。只要大家的生活水平持续上升，加之这个系统的易操作性，民众将会拥护这个信用体系。 《日本时报》也支持这样的观点，指出中国有良好的马基亚维利式的群众基础——很多民众一致认为良好的道德和素养，必须由一个有效的权力机构来领导和维护。
（2）此外，这套即将推行的信用体系，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建立一个较为有效的自我监管体系。这个体系相对于执行和实施诸多法律条文，成本要低很多。另外，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这样的体系帮助中国经济内在化了政治、社会、环境方面的等等外部性。比如说，没有及时归还自行车的租客行为尚无法受到地方政府和执法机构的制裁，造成了相当不好的社会影响。信用体系可以将租客的行为，跟他们的信用得分直接挂钩，在促使他们按时按点还车的同时，也省去了执法机构的介入所带来的成本。
（3）同时，这个制度的推行也会带动相关科技产业的发展，给具备大数据分析和研究能力的公司提供巨大商机。可以预测，随着这套体系的完善，数据的质量将会大幅度提高，更为精确的数据，会逐渐取代中国官方现有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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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不可避免
《英国独立杂志》引用荷兰莱顿大学Rogier Creemers教授的话说，“从科学技术到政治上的可行性，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推行这个信用体系无疑有着巨大的挑战”。根据《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详细分析，推行这一套信用体系面临的科技上的障碍来源于以下两方面；
（1）由于目前还缺乏一个统一标准来确保数据的完整和准确，而数据收集范围又十分广泛，系统和人为错误都可能影响评估结构，从而导致数据质量面临挑战。
（2）分析数据的方式是否准确和妥当也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一个名为“世界隐私权论坛”的非盈利组织研究发现，西方各银行和金融机构用来计算信用得分的大量数据都存在不准确、不透明、不完整。错误率成为一个不小的问题。而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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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弊端值得重视
对于现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所存在的潜在弊端，西方学界所最担心的莫过于以下两点：
（1）《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央存储的数据容易成为黑客进攻的目标。而且，由于这些数据涵盖面广、敏感程度高，一旦落入不法分子之手后果将不堪设想。FireEye的情报危机分析师William Glass就说过，一个中央集中的数据体系很受黑客们的青睐，同时也非常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攻击。同样让人担心的是，这些数据可能会遭受腐败官员滥用。《经济学家》杂志更是用 “大数据直接造成了大老哥” 为标题，分析了同样是大数据的前提下，中西方信用制度将会产生的不一样的影响。文章指出，西方社会健全的法律体系，明确规定了允许政府利用数据的程度和范围，在中国却无法可依，没有限制。同时，美国国会研究处的研究报告也发现，像腾讯、百度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一般都会严格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上交数据，稍有不慎，将被有心人士利用。
（2）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指出，“社会信用”的监管权最终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用语。Wilmer Hale律师事务所的中国负责人Lester Ross更是提到了这样的体系会让律师们害怕为代理人辩驳。他说利用这样的体系，或将人群划分为不同等级，不一定利于社会和谐。《日本时报》则把这样的体系称之为 “数字时代的列宁主义”。建立一个由中央直接管制的监督和评估体系，可能会令人联想到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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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西方的学界政界，在积极地关注和研究这个即将推行的信用体系的同时，对于它的影响和作用普遍还是保持着观望态度。毕竟这样规模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前所未有的，而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效果还是适得其反，我们还需拭目以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大数据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国的这场“实验”肯定可以给世界各国带来很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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